伊斯兰文化、蒙古文化、儒家文化是东方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三大文化，对当今人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也备受古今中外学者的重视。蒙古文化从大的方面讲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一支，但从其内涵来说，它与中国儒家文化有着根本的区别，同样一个成吉思汗，在伊斯兰文化、
一、《史集》里的真主之剑
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于1256年灭掉木刺夷国，征服了伊朗全境，接着，又于1258年攻陷巴格达，灭掉了伊斯兰教哈里发阿拔斯朝，在以伊朗为主的西亚地区建立了蒙古大帝国版图内的伊利汗国。在伊利汗国建立将近半个世纪时，旭烈兀的曾孙、第七代伊利汗和赞，为了让以成吉思汗家族为首的蒙古统治阶级的历史传诸后人，于伊斯兰教历700年(公元1300年9月15日~1301年9月5日)下诏让他的宰相拉施特编纂一部详细的蒙古史――《史集》。这是一部内容丰富、篇幅浩瀚的历史巨著，它包含有研究中世纪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尤其是研究蒙古史、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史的大量有价值的资料。
拉施特与侍奉蒙古罕的许多伊朗官员一样，是个速菲派伊斯兰教教徒，他的《史集》里多次出现“真主”、“安拉”、“最高真理”等赞美成吉思汗的字样。在伊斯兰文化中，《古兰经》作为伊斯兰教法的基础，确立了法自真主意志而出的神圣立法思想，确立了真主的最高意志。统治阶级的言行作为真主的启示而为信仰者所必须接受，“凡属启示皆为必须遵行的主命”。因此，在他看来，真主就是神，真主的一言一行，无论善恶，都是神的“启示”，都是为他们这些教徒的幸福做出的。在《史集》第一部序言中，拉施特特别讲到由于亚伯拉罕遵照安拉在梦中的启示，决心将爱子杀掉献祭于安拉，安拉为了奖赏亚伯拉罕的诚心，便降富于他，让他的后裔繁衍出许多先知、圣贤、君主，以此来说明人们应该毫不动摇地相信神，只有这样子孙后代才能兴旺发达。
拉施特在其著作《史集》中用大量华丽词藻，不断地为以成吉思汗及其后裔为首的蒙古贵族大唱宗教赞歌，称成吉思汗是伊利汗国的“真主”、“最高真理”的执行者。他认为成吉思汗的所作所为都是真主意志的体现。“由于他身份的高贵，[内在]本性的精微，他像是一堆宝石中罕有的真珠，他高出于所有各民族之上，(使他们)置于(自己的)支配下和最高统治者的掌握之中”。同时，他认为成吉思汗所遇到的逆境是真主为了磨练他而特地设下的。“成吉思汗多次陷入逆境……而最高真理却(从这些逆境中)拯救了他，由于最高的主的意志早就安排下了要让成吉思汗成为世界的君主，便让他一点点发达起来，让他受尽千辛万苦，磨练他胜任重任的能力。”另一方面，他又用纪实的手法，把成吉思汗等人的所有行为毫无顾忌地记述下来。在这部史书里面，拉施特多次提到成吉思汗的军事行为及政策。
成吉思汗在围攻一个城市时，只要这个城市稍有抵抗，便会遭到成吉思汗的报复。成吉思汗在进攻不花刺城时遭到了抵抗，结果(突厥)里康人活下来的只有靠运气。男子被杀死了三万多人，妇人和孩子当了奴隶。当成吉思汗攻下花刺子模城后，恼于城内人顽强的抵抗，便将居民一下子全部驱到野外，从他们中间将数十万名左右的工匠分出来，押送到东方去。青年妇女和孩子们也被纳入了俘虏队，剩下的人则分配给军队屠杀。据史料显示，五万多蒙古兵每人分到了二十四人。在这种政策面前，守城者只有立即投降才能给以宽恕，而实际上这也远非都是如此。当成吉思汗屯兵巴里黑城下时，当地领导人物来到他那里请降，献上了各种食品、礼物。接着，成吉思汗的部队就以点数(人口)为借口，将巴里黑居民全部驱逐到野外，照例分配给士兵全部杀死。然后，他们破坏了城前的斜坡和城墙，放火烧掉房屋和街区，将巴里黑城完全毁掉了。在这里，成吉思汗是一个典型的草莽英雄形象。但拉施特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成吉思汗的征伐战争是“在准备这一屋宇的栋梁并加固这一建筑上表现了无限的努力和非凡的魄力，他清扫了成为毁灭的灾祸的逐鹿场所的国土，清除了歹徒们的秽行劣迹及魔鬼造下的罪孽，他举起钢剑一击，砍去了时代面容上一切恶徒逆贼们叛乱的尘垢。”由此可见，在伊斯兰文化中，对不信真主的魔鬼实行惩罚，符合真主的意志，是正义之剑对恶的惩罚。基于这一原则，他毫不顾忌成吉思汗行为的野蛮性而采取了一种纪实的手法把成吉思汗的所有行为毫不保留地记载了下来。
二、《蒙古秘史》里的强者
《蒙古秘史》原名《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是十三世纪大蒙古帝国真实记录蒙古国事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巨著。主要是依据蒙文记载的宫廷秘史“脱卜赤延”。《秘史》记载了蒙古各氏族部落的源头、成吉思汗的祖先谱系和本人生平，窝阔台汗统治前期的部分活动，是研究蒙古国建立前后的社会组织、政治军事、经济生活、部落战争等各方面的最重要史料。在《秘史》中，除了对成吉思汗为建立统一国家而进行的活动外，对成吉思汗的各种行为也毫不隐瞒，把当时一切情况都记述了下来。
游牧民族长期同大自然搏斗，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之中，具有充分的冒险精神和勇敢进取的民族性格。但由于他们的文明开化程度不高，所以他们很少有其他文明的道德观念与伦理观。作为游牧民族，在资源与需求空前紧张的环境下，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只有残酷的强力者才能成功地活下去，也只有这种“强力”行为才最有利于生存。因此他们崇尚“自然”，而“自然”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此种观念也可称为是游牧民族的“猎物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成吉思汗的行为在蒙古人看来就变成了一种正当的、值得称颂的行为。所以他们在记述自己先人的历史时，就会无拘束地、相当客观地记述那些事实。不但如此，他们甚至把对失败者的残酷对待也视为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视为英雄行为来加以颂扬。就像如果他们是失败者，胜利者对他们也会那样做一样。所以他们以强者的逻辑作为最高标准也就有其自身的历史合理性了，这就使“强力”本身在蒙古文化中具有了值得歌颂的正面的积极的价值。
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在《秘史》里面，拉施特《史集》里记载的成吉思汗的屠城行为也多次出现。不仅如此，《秘史》也通过一些私人事件把成吉思汗的残暴行为记录了下来。书中记载从成吉思汗的对手主儿勤投降而来的不里孛阔与成吉思汗的兄弟别勒古台摔跤一事就是最好的例子。
成吉思合罕，一日，命不里孛阔，
别勒古台二人相搏。不里孛阔之在主
儿勤也，不里孛阔能以只手执别勒古
台，以只足拨倒，压而不令其动之者
也。……兹命别勒古台，不里孛阔，二
人相搏也。不里孛阔本不可胜者，故为
之倒，别勒古台力不能制，抗其肩，上
其臀，返顾成吉思合罕，见合罕啮其下
唇，别勒古台会意，遂跨其身上，交其
二领扼其喉，以膝按其腰，力扯而折
之，不里孛阔被折其腰日：我本非败于
别勒古台者，唯畏合罕……言讫而死。
成吉思汗一次与部下的谈话，最能证明他典型的“草原英雄”本质。
成吉思汗一日问那颜不儿古赤，
人生何者最乐?他答日：春日骑骏马，
拳鹰鹘出猎，见其搏取，斯为最乐。汗
以此间历询不儿古勒等诸将，诸将所
答与不儿古赤同。汗日：不然，人生最
大之乐，即在胜敌。逐敌，夺其所有，见
其最亲之人以泪洗面，乘其马，纳其妻
女也。
也许，“崇尚天力”、“敬重强者”正是成吉思汗成为蒙古英雄的动力所在。而正是这种对“强者”的崇拜，对“超人”的敬仰，使我们能够见到一个栩栩如生的成吉思汗形象。
三、《元史》中的圣王
《元史》，二十四史之一。它是比较系统地记载元朝兴亡的纪传体史书。明初官修，当时的儒士宋濂、王炜任总裁。“《元史》纪、志，主要取材于《元十三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其修纂方法多是对原材料的直接摘抄，不作认真的熔铸和润色，而且仓促成就，讹误脱漏百出。因此，不少人认为它是二十四史中编的最荒芜的一部。”但由于《元史》作者不对原始材料做任何改动，反而使原始材料的面貌得到较多的保存。所以，《元史》的可靠性和史料价值仍然较高，是其他史籍无法替代的。由于中国史书的编纂大部分都是由带有浓厚的儒家思想的儒士完成的，所以中国的史书大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儒家思想。这就决定了《元史》与《蒙古秘史》、《史集》在记载成吉思汗的主要事迹时有许多不同之处，而这些不同之处恰恰体现出了儒家文化的特点。
在《蒙古秘史》和《史集》里面，虽对这个“一代枭雄”的征伐战争大加颂扬，但对他那野蛮行为却丝毫不加隐瞒，都真实地记录了下来。令人惊奇的是，在儒家文化的环境里面，关于成吉思汗的残暴行为的史料被过滤掉了许多。所以在儒家的官方记载中，成吉思汗已不再是一个草原英雄，甚至已不再是一个世俗的人了，他已承担着“敬天法祖”的功能，成为了一个“道统”承担者。
在《史集》和《蒙古秘史》中，成吉思汗通过一系列的征战，迫使其他小的部落向他臣服，而在《元史》里，则成了“时帝功德日盛，泰赤乌诸部多苦其主非法，见帝宽仁，时赐以裘马，心悦之。若赤老温，若哲别，若失力哥也不于诸人，若朵郎吉，若札刺儿，若忙兀诸部，皆慕义来降。”在这里，成吉思汗不是靠武力征服各部落，而是靠其“仁义道德”和“雄才大略”。
儒家文化一直都很强调“文以载道”，“从道不从君”，“道统高于皇统”，将道德意识无限扩张，最终将其他各种文化表现，统统变为服务于道德和表达道德的工具。《元史》也不例外，它在《成吉思汗本纪》里就要借助成吉思汗的英雄形象，阐发一定的道德教育功能。
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总是千方百计寻找一个合法性的东西来支撑它的统治，这个合法性的东西来源于儒家知识分子对它的解释。而在儒家文化里面，道统是中国古代儒家知识分子的最高目标，强调“道统独立于政统”，同时它也是儒家文化的立身之本。由于道统独立于政统，所以，身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者的知识分子为了给元朝一个合法性的地位，同时也为了借助于成吉思汗这个开国皇帝的英雄形象教育以后的皇帝要做一个“开明圣君”，就本着“从道不从君”的原则，将成吉思汗儒家化。同时在儒家文化里，统治者需要史家为其提供意识形态的神话，从而为其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一个神话的资源。明朝虽然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但元朝在中国儒家文化里面毕竟是一个不能割裂的文化传统，因此生活在明朝的儒家知识分子为了给元朝的统治找到一个合法性的基础，在编史书的时候就要把元朝统治的合法性的来源梳理清楚，即使没有，也要“捏造”出来一个，因此儒家的史官就把元朝统治的合法性的来源落在了成吉思汗身上。在这个过程中史官就要把成吉思汗身上“草原英雄”的形象过滤得一干二净。经过处理后，成吉思汗就成了一个“圣君”。于是儒家文化赋予成吉思汗“敬天法祖”的功能也就实现了。
从对这三种文化里成吉思汗形象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政治权力的意识形态基础不一样，君王的形象也会因而不同。一个成吉思汗，还是三个成吉思汗?没有绝对客观的历史，只有不同文化价值诠释下的历史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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